本次“猎狐行动”抓获的多名人员表示，在境外的日子很难过，甚至受到当地“黑社会”威胁。自首的山西11亿特大金融诈骗案嫌疑人朱某就表示，逃亡的前两年一直居无定所，直到2006年在南非办了工作居留，买了套高档住所，才暂时安顿下来。但随即遭遇一起入室抢劫案，再度居无定所。(12月2日，新京报)
从国际法和国际社会惯例的角度来说，中国要推进海外反腐工作并非易事。由于各国法律的差异，中国警方一旦踏出国门，便不具有执法权，它必须依托外逃人员所在国警方的支持和协助，而后方可实施对在逃人员的调查和抓捕，但这需要有基本的法律依据。可见，有法可依，是中国推进海外反腐行动的基础所在。
从实践的角度，即便两国间有共同的反腐公约和引渡协议。但是，如果所在国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支持、协调和配合请求国的反腐行动，那么，海外反腐也只能是“痴人说梦”。如果得不到所在国的支持、协调和配合，无论是前期的调查、中期的抓捕，还是后期的引渡，都是无法完成的，这就意味着海外反腐的主体工程是无法推进的。
要想顺利推进海外反腐，从最初的法律、协议的制定、协商，到中间的调查、抓捕，再到最后的引渡、运送等，都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巨大工程。只有通过严格对官员、外流资金的管理，才能减小中国海外反腐的压力，更主要的，中国还应当继续推进“依法治国”的建设，完善有利于管控腐败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增大对官员的权力监督。只有做到让官员“不想贪”、“不敢贪”和“不能贪”，方可从根本上解决“海外反腐”的难题。
在海外反腐问题上，中国能做的和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只有切实做到治标治本、内外兼顾，才能最终解决海外反腐问题，才能在中华民族复兴路上走得更好、走得更远。(文/孙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