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央组织部今年2月制定印发《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裸官”清理话题频频亮相，群众对于清理结果则是翘首以盼。截至目前，结合开展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全国共有3200余名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告了配偶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情况;对近千名在限入性岗位任职且配偶或子女不愿意放弃移居的领导干部，全部进行了岗位调整。(《求是网》，12月17日)
有人把“裸官”形容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因为他们已经留好了后路，随时可以“飞”走，正是由于“裸官”这样的“野”性，才能让部分“裸官”野心肆无忌惮地膨胀，四处觅“野食”，转而化之成为贪官。
2008年，由于获刑牵出“裸官”现象的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被判有期徒刑12年，而其妻早在02年的时候就移民加拿大;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其妻儿在美国拥有2793平米豪宅，在他13起受贿事实中，共获赃款折合人民币4755万余元。对这些由“裸官”腐化的贪官可谓不除之而不快，因为他们多数是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危害巨大、影响力较深的重要级“人物”。
时下，“裸官”外逃现象在中国一些官员中早已暗中流行并且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官员自身信仰上的危机是其一，官员的权利过大是其二，社会风气不正是其三，但自省之下，对“裸官”的监管制度不健全则是纵容“裸官”外逃不容忽视的最重要的因素。与其说是“裸官”们太狡猾，早有准备，不如说是制度的缺失给“别有用心”之人可乘之机。
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无疑有助于抑制腐败问题的发生，相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却会给腐败的滋生提供条件。1995年中国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而后，部分省、市、区也针对“裸官”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制度，纵观之下，都是对“裸官”个人重大事项实行报告，让他们的权利、财产、行为在一定范围内透明公开，接受组织和各界的监督，一“裸”到底。
以“裸”治“裸”，强化对“裸官”的监督，对“裸官”实行常态化管理，切断“野鸭子”外飞的可能性，是治理“裸官”的可行之路，但具体落实却有技术层面上的难题。申报缺乏实质性内容、“裸官”界定模糊、申报不实却处罚不明，都让管理“裸官”制度出现瑕疵。
清理“裸官”，对“裸官”进行摸底是第一步，对“裸官”管理监督制度细节的完善则是下一步需要考究的重中之重。不管怎样，近期完成了全国副处级以上“裸官”清理工作，彰显了中央打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给“裸官”此类高危人群再次提个醒：想发财，莫当官，若当官，莫伸手。
(文/倪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