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地方债新规落地，一时成为热点。对延续多年的地方债务痼疾来说，这则新规不啻一剂治本猛药。而从基层治理的微观视角打量，发债新规疏浚的，不止于债务资金的流向，更有对治理者发展观、政绩观的矫正，若真能落地生根、兑付承诺，当能为从政之心打开一条“明渠”。(《新华网》，10月13日)
修订的预算法允许地方发债，欠债还钱的事，放到台面上来。发债新规，进一步就发多少、干什么、谁来还，给出明确的说法。并且，“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中央不再为地方“埋单”，从根子上堵住了“虱子多了不痒，帐多了不愁”的歪念想。
离开监督的发债必然藏污纳垢。不少地方，画个圈就给钱，几乎成了“潜规则”。比如那个“官跑跑”的洛阳副市长，起底之后发现，当年与地产商打得火热，利用说不清道不明的融资、投资，在小县城里搞“百栋高楼”的新区，3年间疯涨近7倍，滋生了拆迁、工程一系列腐败。控制项目规模，压缩公用经费，特别是相关的审计、金融监管跟上来，对杜绝假发展之名擅权谋私，形成有效的遏制，乃是新规的公信力所在。
按照财政部测算，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有12万亿元。这只是笼统的情况，实际上个别地方和城市，过度举债，陷入发展困境，风险很大。地方政府有需求，中央又不让举债，所以就产生了各类举债主体，包括通过平台公司、企事业单位来举债。举债渠道多元，成本高，而且脱离监管。如果这类问题不解决，将来就会有区域性、系统性的风险。
因此，必须完善债务报告和公开制度，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统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格限定地方政府举债程序和资金用途;把地方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建立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等。(文/刘星雨)
